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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忆日军暴行:2千多人被关仓库烧死

 

 

  幸存者何守江证言:
  1937年,我家住在南京宝塔桥桥东。日本兵侵占南京时,宝塔桥一带没来得及逃走的难民大约有四、五千人,红卍字会把
难民按男女分开集中起来,日本兵一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就从女难民中拉走十几个年轻的妇女去奸污。从此以后,很多女孩子害怕被日本兵抓走,都剃光了头发扮成男孩。
  日本兵到下关的第二天,就把七百多个中国人连续不断地赶到宝塔桥上,强逼他们往下跳,桥那么高,先跳下桥的人,大
部分都摔死了。后跳下桥的人,如果有没摔死的,日本兵就用机枪对他们扫射,无一人幸存。
  同一天,我看到日本兵把两千多人赶进煤炭港的一个大仓库里。在房子上泼了汽油,放一把火,把两千多人都活活烧死了
。只有一个年轻人,知道仓库墙角有个下水道,他把十指扒出了血,才从下水道里爬出来,没有被烧死,这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幸存者。
  1938年阴历正月初四,我从江北岸的卸甲甸过长江到草鞋峡(现在的金陵船厂),我看到遍地都是死尸,全是日本兵用机
枪扫射死的。一过长江,我就躲进和记洋行,吓得不敢再出来了。
  幸存者邓明霞证言:
  1937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南京时,我家从汉西门堂子街躲到华侨招待所难民区。12月27日上午九点左右,日本兵闯
进难民区,用三挺机关枪对准所有难民,把中、青年男子都抓起来,一个连着一个用绳子捆绑着,押到大方巷塘边,用机枪扫射。这一次就打死了好几百人,塘水都给染红了。整个难民区一片哭声,老人哭儿子,妇女哭丈夫,孩子哭爸爸。日本兵来了,人们还不敢哭,谁哭就会被打死。我的丈夫邓荣贵就是在这次屠杀中被枪杀的,他死时仅三十五岁。
  我丈夫死后,我抱着不满一岁的女儿回家。可是,家也被日本兵烧毁了。我结婚时置办的整房的家具、铜锡器皿、衣服、
被子、瓷器、首饰都没有了。只剩下我和女儿两人孤儿寡母,生活无着落,造成了我终身的痛苦。日本兵真是太残酷了!
  幸存者杨品贤证言:
  日军侵占南京前,我在乐古斋商店当学徒,家住小彩霞街六号。1937年冬季,侵华日军攻入南京城,我们全家五口人搬到
上海路豆菜桥难民区避难,目睹了侵华日军一桩桩惨无人道的暴行。日军借发“良民证”的机会,继续进行大屠杀的罪行。有人说在难民区登记时,有五关难过:一是光头关、二是手上老茧关、三是肩膀上老茧关、四是头上帽印子关、五是套头的卫生衣关。在这五关上死的人很多。
  日军进城后的两个月,他们把豆菜桥难民区里的幸存者约数百人都赶到华侨路的兵工署大院内,说是要发“良民证”让我
们回家安居,其实是抓捕青壮年进行屠杀。当时,大院中间摆着方桌,日军军官站在上面,台下是汉奸翻译詹荣光,桌子四周是难民,外圈是日军包围着。汉奸翻译说,“皇军”传话给你们,只要领了“良民证”,各人就可以回家安居乐业了,是“良民”的站一边,是军人的站到另一边。当时,人群中无一人站出来。日军又以举手的办法,要中央军举手,结果仍无动静;又要“良民”举手,此时大家都举起了手,日军军官见此情况大怒,便下令把男青年全部拖出去,有一个男青年被日军拖出去又跑回来,连拖三次,后来他被日军用刺刀刺死。后来,被拖的男青年不敢再跑回人群了,被全部拖出后,日军就把剃光头的和手上有老茧的男青年当作中央军押上三辆大卡车拉走了。我当时留着长发,手上也无老茧,得以虎口逃生。第二天,同院有一个被抓走的男青年逃了回来,他说日军把他们拉到汉西门外的河边,用机枪进行集体屠杀,他因事先倒下未被击中,夜间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逃回。
  我们领了“良民证”以后,就搬回家居住,沿途到处是尸体,惨不忍睹。我们走到陡门桥时,看到一根电线杆吊着一长串
人的耳朵,就是用麻绳把一只只耳朵叠串起来,从电线杆的顶端一直挂到离地有一人高处,日军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呀!
  待城内稍为安定后,我写过《劫后余生回忆录》,可惜年久散失了,但日军的残酷暴行,我却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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