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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老兵:遗憾未成功刺杀川岛芳子

 

 

【老兵档案】

姓名:叶于良
生于:1922年3月
祖籍:福建福州
经历:1939年7月,17岁的叶于良自愿加入北平抗日杀奸团,曾参与刺杀川岛芳子、邹泉荪、舒壮怀、吴菊痴、俞大纯等多位日
伪要员的行动。1940年8月,叶于良被捕入狱。1945年9月3日被释放。

【老兵故事】

  7月下旬的北平燥热难耐,西四大街上行人寥寥。
  突然,“砰”“砰”两声枪响,随即警哨声大作。一辆黄包车斜在路边,车前站着一个大男孩,手里举着枪;车上的人身中两
枪,气息全无。
  举枪的男孩还保持着射击的姿势。旁边伸出一双手,一把将他拽进七拐八弯的胡同里……
  那一年是1940年。刺客叫叶于良,只有18岁。车上的死者叫俞大纯,时任伪政府建设总署总务局局长。他所掌控的机构长期将
中国的铜、铁资源输送给日本,供其制造大炮、子弹侵略中国。
  虽已过去了75年,但那一幕依然不停闪回在叶于良的记忆中,不曾模糊。
  “那是我第一次亲手杀人。我希望杀了他之后,战场上的中国士兵能少死几个。”年过九旬的叶于良端坐在沙发上,手指微微
颤抖,枪管的灼热感仿佛还残留在指间。
  1937年7月,北平志成中学放了暑假。15岁的叶于良兴冲冲赶到天津,登上开往南京的火车,他要去叔叔家过暑假。两天后,叶
于良见到了叔叔,一个消息如晴天霹雳毁了他快乐的暑假。“良子,北平打起来了,你回不去了……”叔叔神色黯然。
  这一天是7月8日,十多个小时前,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南迁。叶于良也随着叔婶借道上海坐船回福州老家避难。叶于良在福州第一中学借读,所有的课程都在讲
抗日。每天听抗日报告、学抗日歌曲,参加黄埔军校教官教授的义勇军训练课……一个念头在叶于良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我要回家,我要抗日!”
  次年1月,仍在北平的父亲终于有了音信。攥着父亲辗转经香港汇来的一百块钱生活费,叶于良决定告别叔婶,回家!
  从福州坐船到了天津,叶于良登上开往北平的火车。刚抓着门把手,他就被一个日本人狠踹了一脚,差点儿掉下车去。年轻气
盛的叶于良正要上前理论,就被旁边的一位长者死死拽住,“孩子,忍忍吧!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惹不起!”
  憋着一肚子气的叶于良回到北平,虽然家人尚在、学校尚存,但大街上到处是耀武扬威的日伪军——这里,已不是他记忆中的
北平。
  回到学校后,虽每天继续上学,但叶于良的内心已不再平静,他期待着能有机会,释放出心中的憋闷与屈辱。
  一天,一对兄妹找到叶于良,哥哥问:“你这么恨日本人,敢抗日吗?”
  论起来,这对兄妹与叶于良沾点儿亲,他们的身世可不寻常,其祖父正是日本人扶植的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
  “我为什么不敢?!”叶于良一梗脖子,脱口而出。兄妹相视而笑,向叶于良伸出了手,这时,叶于良才知道他们已经加入了
抗日组织。“连汉奸的后代都懂得抗击日寇,我当然可以做得更好!”叶于良紧紧握住这对兄妹的手。
  1939年7月,又是一个暑假。叶于良不再盼着出游,而是乖乖待在家里,他在等一个人。
  一天傍晚,那个人悄悄地来了。
  来人叫李振英,个子高高的、皮肤黑黑的,说话声音很低,左手背有一处伤痕,那是他炸日本人仓库时留下的。叶于良这才惊
喜地发现,自己加入的组织竟是平津地区有名的学生抗日组织“抗日杀奸团”,李振英正是他的上线。
  叶于良举起右手,一脸郑重,轻声念着:“抗日杀奸,报仇雪恨,同心同德,克敌致果。我自愿参加抗日杀奸团,严守组织秘
密,违者愿受最严厉的制裁。”宣誓完毕,他按照要求,将写有誓言的纸条烧掉。
  从这一刻起,17岁的叶于良投身抗日的洪流。
  情报搜集、跟踪、爆破、用枪……接受一系列训练后,叶于良被派去调查伪政府商会会长邹泉荪。
  叶于良的爷爷是晚清进士,父亲是律师,他所就读的志成中学有很多社会名流的子弟。邹泉荪的侄子正是叶于良的同班同学。
凭着这层关系,叶于良很快查清了邹泉荪的家庭住址、上下班时间,选好了行刺和撤退的路线。可惜,邹泉荪的夫人做了替死鬼——行动失败。
  叶于良来不及沮丧,因为不断又有新的任务。不久,抗日杀奸团根据叶于良提供的情报,成功刺杀了伪政府工务局局长舒壮怀
,炸掉了日军军需仓库。
  半年实习期满,表现突出的叶于良被调进行动组。刚到行动组,就接了个大任务。
  1940年春的一个下午,李振英找到叶于良,低声说:“川岛做寿,我们去一下。”叶于良心领神会。
这一天,川岛芳子包下了位于六部口的新新戏院二层庆祝34岁生日。大戏开演,川岛芳子身着男士长袍马褂,戴着墨镜,前呼
后拥而来,于二层正中落座。
  川岛芳子带了十多个保镖,李振英和叶于良找不到下手的机会,李振英决定等戏散场时趁乱刺杀。不料,川岛芳子只待了半小
时就突然抽身离席。等两人追出戏院时,她已经乘车远去。 “遗憾!这是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如果她那时死了,许多抗日的人就能活。”时至今日,叶于良仍对没能成功刺杀川岛芳子而耿耿于怀。
  7月7日,是烙印在北平人心头的一道疤。日本人却把这一天看作是胜利日。
  1940年的7月7日,中山公园内举行“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台上,一人身着长衫大肆鼓吹大东亚共荣,满口“皇军万
岁”。此人正是号称北平伪报界“第一支笔”的《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
  台下,李振英、叶于良等抗团成员隐藏在人群中,义愤填膺。行动组枪手冯运修按捺不住,低声说:“不如现在就把这个卖国
贼毙了吧!”叶于良连忙摇头,低声说:“这里全是日本兵,不可白白送死,等他落单儿不迟。”
  会后,叶于良负责后方接应,李振英与冯运修一路跟踪吴菊痴到了南新华街。正逢一支出殡的队伍,唢呐声、哭丧声一片,冯
运修趁机紧追上前,对准吴菊痴的太阳穴就是两枪,随后,趁着夜幕迅速撤离。
  次日,一份内部报告震动日伪高层: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被匪徒用枪击伤身死。
  如今,这份报告的翻拍电子版仍保留在叶于良的电脑中。“吴菊痴的死激怒了日本军方,加紧了对抗团的侦破。他们还不知道
我们这些‘匪徒’只是些十几二十岁的学生。”
  日军不知道的还有很多,他们无论如何想不到,擅长爆炸、放火、刺杀的抗日杀奸团主要成员并非穷人,而是衣食无忧、出身
显赫的名流子弟,甚至很多人的长辈就在伪政权中担任要职。例如刺杀吴菊痴的冯运修就来头不小,他的姨父是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治安总署督办、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
  “冯运修长得瘦小,谁也想不到他是我们抗团里最厉害的枪手。”叶于良说到这里,神情怅然。这个仅年长他一岁的战友、伪
军口中的“冯少爷”,最终壮烈牺牲,没能等到胜利的一天。
  1940年8月,日本人封锁消息,由日军华北方面军特高课和北平日本宪兵队对抗团实施“8月大搜捕”,抗团的情报系统完全失
灵。
  8月6日深夜,叶于良刚进家门,就被日伪军警抓住。直到这时,叶于良的父母才知道自己养育的9个孩子中,竟然出了一个“抗
日分子”!
  与此同时,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冯运修在受壁胡同甲12号的住所。冯运修发现情况不对,立即起床焚毁由他保管的抗团文件。此
时,日伪军警破门而入,双方发生激烈枪战。冯运修寡不敌众,身中数枪,以身殉国,年仅19岁。
  “8月大搜捕”中,包括李振英在内有四十余人被捕,北平抗日杀奸团大部分骨干入狱。
  叶于良被判终身监禁,关进位于雍和宫的北平炮局监狱。暗无天日的牢狱中,年轻的学生们也曾害怕,但他们怕的不是牺牲,
而是怕胜利不属于中国。他们相信,只要能够坚持到胜利的那一天,中国就一定可获新生。“胜利”的念头支撑着他们,顶住了一次次的过堂、用刑和威逼、利诱,没有一个人背叛组织投降日伪。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老人一字一字地念道。这是他心头的信念,这信念使这个文弱书生,变成了拥有钢铁
意志的战士。
  胜利的日子终于来了!
  1945年9月2日,日军签署投降书。第二天,叶于良与四五百名幸存的爱国志士大步走出监狱。此时的北平已是初秋,阳光和煦
。亲人们涌上前来,向他们张开温暖的双臂。
  这一刻,叶于良和同伴们抬头挺胸,谁也没有哭。
  1945年10月10日10时,平津地区受降大典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景山山顶军号长鸣,太和殿前礼炮山响。北平十余万市民从各
处涌来,见证日军司令官根本博带领21名军官献刀投降。“中国万岁!”“中国万岁!”排山倒海的欢呼声,直冲天际。太和殿前,23岁的叶于良与幸存的抗团战友们比肩而立,泪洒胸襟……
  讲到此处,老人显得有些疲惫,慢慢将老花镜推到光光的头顶,露出有些红肿的眼睛。他的脸很瘦削,双颊下凹,鼻梁挺直,
依然显得风骨硬朗。“那些牺牲的同伴,他们并不是职业军人,但他们也是为国捐躯的英雄,活着的我可以为他们证明……”
  拿出一张照片,叶于良久久凝望。那是1939年他加入抗团后特地拍的,上面的他梳着当时流行的分头,穿着白色西装,眉眼清
秀,书生意气。老人的目光划过照片中年轻的自己,口中喃喃:“抗日杀奸,报仇雪恨,同心同德,克敌致果……”
                                  (文/汪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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