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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泽东在延安的几次遇险

 

 

  1948年阳春3月,毛泽东终于安全离开了居住十年之久的延安。他没有一步三回头,但他的心却在一步三回头,他要把整个延安全部摄入他博大的心窗里,他要把延安的日日夜夜都融化进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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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进驻延安是在1937年的 1月。那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被释放回了南京。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了合法地位,它的机关就由保安迁到了延安。对于陕北来说,延安是个比保安大得多的地方,有飞机场,也有汽车,算是陕北的大城市了。路上走了3天。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回忆,行军的第二天晚上,我们住在安塞县的一个老乡家里,我烧暖了主席的土炕,收拾好东西,正要走出窑洞,主席叫住了我。外面人多地方小,睡不下,今晚你跟我一起睡吧。这怎么行,和主席睡在一个炕上,岂不影响主席更好地休息。毛泽东看贺清华犹犹豫豫,又说,快来睡吧,别不好意思。已经长途行军了两天,累是自不待言,而毛泽东夜里还照常办他的公。贺清华把主席夜间需要的东西准备好,铺好被褥,坐在一旁陪着,不料却睡着了。忽然他在梦中听到主席的声音,贺清华,快起来,炕上着火了。果然一屋子焦糊味,火大炕皮薄,褥子烤黄了巴掌大一片,中间还有一个黑窟窿。贺清华一个劲地埋怨自己,只怕主席冷,把炕火烧那么大,却没有想到主席的安全,幸亏主席没有被烧伤。毛泽东说,没有关系,不要着急嘛。褥子烧破了,补补就行。来换个地方睡。他把褥子重新挪了一个地方,又招呼贺清华继续睡觉。而贺清华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延安及延安周围甘泉、富县赶来的各界代表一万多人,在延河对岸的大砭沟口欢迎了毛泽东一行。一位代表牵来一匹扎着红布花球和铜铃铛的高大骡子,请毛泽东骑上。毛泽东执意不肯,一边和大家说话,一边涉过了延河冰面。
  从此,毛泽东就住在了延安古城,一住就是长长的十年。除了1947年3月撤离延安前国民党的飞机轰炸过,延安基本上炮平枪静,但毛泽东还是遇到过几次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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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延安路上的褥子着火这还不算,毛泽东还被烧过一次。那是在杨家岭,毛泽东正在写作《论持久战》。警卫员翟作军点上蜡烛,几次想抓机会劝主席休息,可毛泽东的眼睛根本不离开纸笔,仿佛除了纸笔,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了。到了半夜,翟作军看见毛泽东的灯还亮着,就劝他,主席,您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睡吧。毛泽东仍眼不离纸笔,说你们先睡,我等一会儿,没搞完睡不着。这样熬夜怎么行,先吃饭,吃完睡吧。毛泽东答应了。但等小翟去收拾碗筷时毛泽东仍在写。饭菜都凉了,主席。怎么?我还没吃饭?好,就吃。毛泽东仍然没吃,一直写到东方启明星升了上来。
  就这样,毛泽东一连写了五六天。
  西北风刮得窗户纸哗哗直响,脚冷得不行。警卫员生了盆炭火端了去。不知不觉,毛泽东把脚伸进炭火盆。直到警卫员再次进屋送水,才发现满窑青烟和焦糊味,鞋已经着了火苗,再晚一会,脚也该烧起来了。毛泽东说,怎么搞的,我没觉得就烧起来了。
  如果这还不算危险,那次煤气中毒,可就相当险了。
  那是1945年冬天或者1946年春天的事情。毛泽东很忙,一夜顶多睡 4个小时,连陪他的年轻警卫员都累垮了,中午在沙发上呼呼一躺就睡着了。而毛泽东,常常早上七八点还没睡,12点又起来工作了。警卫员孙振法记得,最难的是劝主席洗澡。他老叫等一等,等一等,可热水不等他呵。饭凉了随便热一热,一大桶澡水烧热一遍得用去多少柴呵。记得有一次,为了等主席洗澡,警卫员没撤火,一直让澡水烧着。毛泽东夜里去厕所,第一次看见,没吭声。第二次微微皱了眉头,等到第三次,他对警卫员说,你这样不是浪费吗?这些柴打来耗费了很多劳动,白白烧掉不可惜吗?但是,警卫员怎么办?等毛泽东办完公,洗澡水早凉了。真是左右为难啊。
  一般洗澡时门窗都紧紧关闭,于是,发生了一次煤气中毒。毛泽东洗澡时,感觉头昏得比较厉害,四肢也仿佛不听使唤,只有大脑还清醒。他赶紧叫警卫员,把他扶上了炕,枕头取下,头放在低部,门窗也全打开了。而这时,毛泽东进入了昏迷状态。江青也在,急得团团转。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任玉洪跑步赶到。同时报告了中央卫生部。中央卫生部部长傅连璋也来了。
  窑洞里进入了大量新鲜空气后,毛泽东慢慢可以说一些话了。头昏还是头昏,也还恶心。半个小时后,才基本正常了。这件事给人一个很深的教训。以后警卫员也十分注意煤气中毒这个问题,经常通风,煤气中毒再也没有发生过。
  3
  毛泽东从重庆谈判回来后,身体状况很不好,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用冷毛巾敷头部,无济于事。而且还不能成眠。这时,延安的各主要医院因为战备关系,已疏散走。毛泽东的苏联保健医生阿洛夫陪毛泽东去重庆后,他同苏联情报组成员一同回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去了。给毛泽东保健的黄树则(解放后曾任中央卫生部部长。)大夫也没有办法了。
  怎么办?怎么办?
  黄树则经毛泽东同意,给苏联的斯大林拍了一个电报,请他再派两个医生来。大约两小时后,毛泽东又叫黄树则暂不要给斯大林拍电报,再等一等。但是,电报已经发出去了。你做得太快,这么着急干什么?毛泽东说。黄树则心想,我哪敢不快呀。交通不便,路途遥远,苏联的医生一时远水不解近渴。中央书记处延安办公室主任师哲和黄树则等人商量后,决定由江青出面,劝毛泽东离开枣园去休养休养。
  毛泽东同意了。
  安塞真武洞环境差,柳树店的干部疗养所空了出来,去那比较合适。
  但是,毛泽东看惯了文件,听惯了消息,一下子完全脱离工作,毛泽东比得病更着急。黄树则每天去看他,毛泽东都提出很多问题,有些又回答不上来。没几天,毛泽东要求搬到王家坪桃林去住。一个多星期时间,他访遍了附近所有的农户。脱离了紧张的工作环境,加上新鲜的野外空气,使毛泽东的病有了一些好转。
  到了12月初,苏联回电,拟派内外科各一名医生同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一同来延安,不日飞抵。还是阿洛夫大夫到延安来了。江青对他说,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受了害,中了毒。这事只有她知道。要阿洛夫注意检查,并发现这方面的问题。
  阿洛夫说,根据我与米大夫(另一位苏联大夫)检查的身体状况看,毛泽东基本健康,没发现任何异常。但他操劳过度,负担繁重,精神又过于紧张,所以使他反应异常。现在主要是让他好好休息,安静精神,和缓下来,就可以恢复常态。为此,要使他暂时少操心工作,放开国家大事,少管甚至不管,尽可能松弛下来,也不要用琐碎事去麻烦他。可以肯定,他决无中毒现象,因为任何毒性物质都不可能在人体内潜伏两个多月之后才发作。
  苏联大夫也劝毛泽东多走动,到野外去呼吸新鲜空气。
  这样,1946年春组织了一次春游。
  毛岸英那次不在。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延安一出现,就引起美军观察组的注意。每次周末舞会,包瑞德必到场,扯上会说英语的毛岸英问长问短。毛泽东把毛岸英打发到农村读劳动大学去了。延安的近郊二十里铺,一片绿汪汪的丛林,风景美如江南。又因为延安这地方明以前就有了较发达的文化,只是交通不便,渐渐消灭了。但古迹还是遍地,毛泽东踏春收获颇丰,心情极愉快。他的身体也日渐复原。
  毛泽东察觉到苏联大夫把精力都集中到自己一个人身上,就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到各机关走走,看看,包括西北局边区政府等,顺便给他们看看病。中国人说乐善好施,治病救人,妙手回春,都是褒奖你们医学界人士的,希望你们不要把注意力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米大夫对毛泽东说,他们都还健康,只有任弼时一个人脑血管硬化,影响到双眼视力,不是好兆头,说明病情已相当严重。以后,毛泽东叫保健大夫任玉洪多去关照任弼时。任玉洪在转战陕北时,几乎成了任弼时一人的保健医生了。
  4
  毛泽东吃饭一向俭朴,两菜一汤,菜少了从不吭气,多了总要告诉大师傅一声,下次再热给我吃。那时打饭没有打饭工具,后来有了一个医院发药的木头盒子,有一个盖。警卫员孙振法认为木头盖没有办法消毒,很为难。毛泽东说,打饭以前,用开水烫一烫,不就消毒了吗?因为消毒不消毒的事,还闹了一场乱子。
  闲着的那一段,被江青赶走的王来音负责给毛泽东做西红柿酱。本来,他已经上山去烧木炭了。一天,三匹浑身都被汗塌透了的马来叫他回去。送信人也跑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一见面,劈头就一句,紧急命令你回去,回枣园。谁调?主席有命令。干嘛?不知道。王来音风风火火跑回枣园,却原来叫他做西红柿酱。那时种了好几亩地的西红柿,挑好的,青的不要,好中挑好,皮和籽去掉,再熬成酱,只做出了几小缸子。
  其实这是江青叫干的。毛泽东知道后很生气,好好的西红柿全浪费了。
  但是,这也说明王来音重新受到了重视,不再对他有怀疑了。
  一般来讲,给毛泽东吃的食品都有严格的规定,王来音记得他那时给毛泽东做过西红柿酱。这是一个偶然的偶然。如果不是江青把王来音赶走,还不会有这回事。那天中午,看李讷的阿姨怎么也哄不睡李讷。李讷还很小,谁哄也不听,她只听王来音的,也怪,王来音一哄,她就马上睡了。阿姨没办法,把王来音叫来。李讷闭上了眼睛。大概是不困,李讷又调皮地睁开了眼睛。王来音说,李讷,你怎么睁开了,闭上睡,快睡。
  就这一句话,阿姨传给了江青。江青就跟王来音吵,嫌他训了李讷。江青连哭带闹,把叶子龙也找了来。叶子龙老远哈哈大笑,看着王来音,一句话也不说。江青还跟王来音吵。王来音呢,也不饶她,针尖对麦芒。叶子龙听明白了,扭头走了。江青更火上浇油,吵了半天,下不了台,说王来音,你不听我的。王来音说,我干嘛听你的,我直接由叶科长领导,你管不着。毛泽东也听见了争吵,出来对江青说,你训王来音什么?你有什么权利?他是我的人。可是吵僵了,王来音也不好再工作,于是,叫他回杨家岭先休息几天。毛泽东正在散步,问,王来音,干什么去?我回杨家岭。你回杨家岭,我工作怎么办?你工作我弄好了。谁?刘树林。你说话他听得懂,办一切事他给弄,需要我打电话我立即来。话没说完,王来音的眼泪马上就要出来了,他扭身走了。跟主席这么多年,如家人一般,主席对他好,江青对他也好。要不,李讷为什么谁的话都可以不听,偏偏听他王来音的呢?警卫班换了好几拨人了,王来音都没走。他的名字还是毛泽东给改的呢。王来音原来叫王来英,毛泽东说他嗓门大,就叫“音”吧。刚到毛泽东身边时,认不了几个字,连自己的名字是哪几个字也搞不清,而毛泽东,把身边人的名字连同性格籍贯等等都记在他的笔记本上。多少年后,翻开那个笔记本,仍然如数家珍一般地回忆起每一个警卫员的音容貌。
  1963年,王来音和另一位毛泽东的老警卫员贺清华约好去看望毛泽东,结果贺清华自己去了。毛泽东把他说了一顿,王来音在什么地方?在北京。王来音哪几个字你都搞不清楚。毛泽东把他的日记本翻开,说王来音的名字还是我改的呢。
  后来王来音离开了毛泽东,他去找中央警备团团长兼政委吴烈。给毛泽东当过参谋的古远兴和刘辉山都在,他们都说,你是主席的人,谁敢要你?你要呆着就呆着。呆着哪行,他坚持要跟着吴烈走。后来毛泽东去重庆,想找一个得心应手的警卫,问到王来音,才知他跟上吴烈去东北了。
  5
  还有一次事闹得挺大,那是因为牛奶的霉菌。
  延安光华农场养了几头奶牛,专门拨给毛泽东一头,供他喝新鲜牛奶。正值夏天,警卫员听说酸奶有营养,就做酸奶给毛泽东吃。三个小罐罐,发酵三天,就成了。那天轮到负责毛泽东生活的孙振法值班,张思德取奶回来后交给孙振法。孙振法一看,有一瓶坏了,奶是奶水是水,估计奶时间长了,他就用另外两瓶做酸牛奶,然后放在毛泽东窑洞的书架子上。赶巧那天延河发大水,毛泽东到杨家岭开会没回来,多耽误了一天。
  酸牛奶也就多发酵了一天,成了四天。到了四天零一夜的时候,毛泽东回来了。孙振法趁饭还没有好的工夫,对毛泽东说,主席,先喝瓶酸牛奶吧?好。毛泽东同意了。孙振法从书架子上拿下酸牛奶罐子,揭开盖子一看,里面有黄绿的长毛,足足一撮。他记得以前发酵的酸牛奶都是白白的,从来没有什么黄绿毛的。一紧张,他就没敢给毛泽东吃,先去问了江青。江青大惊小怪啊了一声,也不说话,捧了酸牛奶罐子就往窑洞外面跑。
  孙振法莫名其妙,傻傻地站在那里。
  不一会儿,中央机关所有的干部战士包括毛泽东警卫班的战士全集合在离毛泽东窑洞远一些的枣园里,只有孙振法一人还在为毛泽东弄饭。等到毛泽东吃喝后,这才审查他。原来,江青捧着罐子去找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看。朱仲丽是医生,而江青恰恰缺少医学方面的知识。江青让朱仲丽判断一下是不是“毒”。那时延安又没有化验手段,朱仲丽一看,认为是“毒”。于是,就报告了李克农,开始了大检查。
  从通信班战士苟新禄的箱子里搜出了一枚手榴弹。这是他打靶没打私自留下来的,当天晚上就把他抓起审查了。还抓了一个收发。直到晚上,才腾出手审查值班的孙振法。也许是李克农不打算惊动毛泽东,孙振法在他身边忙,一叫走换人,恐怕毛泽东说话。
  是李克农和江青一块审查孙振法的。酸牛奶是怎么回事?在门口火盆上煮的,好几个人看见。煮好后谁放的?是我。谁拿钥匙?我。有谁进去过?除了我,没有别人进去。怎么想起给主席吃酸牛奶的?江青同志你说过,牛奶不要老,汤是汤水是水的不好,所以就做了酸牛奶。以前有过黄绿毛吗?没有,这是第一次,所以我赶快报告。审查不出什么破绽,但也不放心。李克农把毛泽东身边的三个负责生活的警卫员全调开了工作,冯寿回了陈伯达那里,小秦回了叶子龙那里。只有孙振法没去处,也没事,他就主动守护他大生产种的50多棵西红柿。余下的时间他就写家庭情况,写来写去总是那几句话。
  到了10月份,又让孙振法回去照顾毛泽东。他离开的几个月,由三位参谋顶替。
  孙振法怎么也搞不通,谁能下毒嘛,哪能搞来毒?后来孙振法悄悄问叶子龙,到底怎么回事?叶子龙说,可能是霉菌。
  那时,延安城到处抓特务,难免草木皆兵。不知为什么,说给毛泽东理发的理发员也是特务。好,剃头刀明晃晃在毛泽东头上来回挥舞,闹着玩一般。特务当然不能给毛泽东理发了,换上中央警备团的一名河北籍战士。这位河北籍战士虽说是中央警备团的,但他很少有机会接触领袖人物,他主要是外围站岗。一进毛泽东的窑洞,他就浑身是汗。叫他别紧张,他也说不紧张,就是不行,紧张一个钟头汗还没干。给毛泽东理发,他不敢动,也不叫毛泽东动。他又不敢摆弄主席,闹得毛泽东也很着急。后来,毛泽东干脆一年多没理发。
关于这一点,从斯诺先生给毛泽东拍的那张著名的带八角帽照片中可以看出。
  那位被称为特务的理发员姓王,是位老红军。那王老头才不管领袖不领袖呢,他要他的理发水平。毛泽东尽管看他的书,王老头按着主席的头这转转那转转,怎么合适怎么来,毛泽东当然满意。轻轻松松理完后,毛泽东总要叫小灶弄饭给他吃。吃完饭,王老头又顺手给几个警卫员也理好了头。到西柏坡后,王老头回家呆了一段,进了北平他还继续给毛泽东理发。
  6
  当然,真正意义上的谋杀在延安也是有的。
  无疑,延安原始窑洞里的共产党人不仅以他们明确的政策,也以他们俭朴的生活,赢得了美军观察组的好感。包瑞德在几十年后回忆说,像斯巴达克人一样,他们的室内只有粗糙的桌子和简易木椅,蜡烛照明,没有水管,厕所在外面。从延安到绥德,没有发现一辆机动车。吃饭时,菜还是可口的,酒却很糟糕,最好的酒只是地方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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