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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森:抗战老兵,百岁人生

 

陈春森同志(右二)与铁道部领导同志和“毛泽东号”机车组成员在“毛泽东号”机车前合影


      我与陈春森的交往
  我第一次注意到陈春森,大约是在八年前或十年前,巧遇陈春森的两个女儿在月坛北街铁道部宿舍院内唯美快印校对室里校对陈春森主编的有关《晋察冀日报》史料方面的书稿,经短暂交谈后留下陈春森家的电话,约定抽时间前去采访。
  大概半年后我登门采访陈春森数小时,其老伴陈英、其女儿陈华偶尔到书房照看一下。陈老与我谈了很多抗战办报的情况,我做了大量笔记,陈老常常翻开《晋察冀日报》合订本的某处,以印证他讲的当年往事。当时,我还为陈老拍了不少照片。陈老送我几本他编的有关《晋察冀日报》史料的图书。
  大致又过了一年,我方抽得时间整理和写作对陈春森的专访稿,至少形成五篇以上长文,除《藏书报》刊登过外,河北省内报刊也看好这一选题,向我约稿。后来在很晚的时候,中红网以特稿之名刊登我的其中一篇旧稿——“陈春森讲述在《晋察冀日报》的亲历(组图2013年1月24日) ”,沙飞为陈春森拍照(彭援军供照) 。文章的开头写道:“今年是《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作为人民日报前身之一的《晋察冀日报》,有着怎样的战斗经历?为此,笔者采访了当年在《晋察冀日报》坚持十年游击办报的《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会长陈春森先生。”
  2009年,我等经手组办庆祝建国60周年大型史料展,陈春森老人应邀出席在国图展览厅搞的开幕式。后来在2012年前后,我又曾前去拜访陈春森先生,并带去石家庄红藏家收藏的《晋察冀日报》复印件,那几期报纸的头版,有陈春森手写的套红大字,大概是庆祝新年、坚持抗战方面的内容。陈春森老人见到后非常激动,详细描述了他当年为《晋察冀日报》美化版面而常常以书法急就章应急、刻版套印的情景。
  2015年大型抗战老报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隆重选行,陈春森老人本来是计划参加开幕式的,但因小恙由其女陈华代为出席。之后不久,我又从其女口中得知陈春森是唯一健在的当年被白求恩大夫救治过的八路军老战士。为了表达终生的感激之情,陈春森老人在99岁高龄之际,书写了书法条幅赠给纪念白求恩的国际组织。
  2016年元旦伊始,我作《贺陈春森步入百岁》诗“人生四季多风雨,参天大树少顽疾。千年松柏百岁翁,喜鹊迎新登高枝。”以贺新年,并附言给其女陈华说:“若有可能,我想近期拜见老人家。因我正编抗战书,若老人家能为本书题写抗战内容的词句或题写书名,将成为红藏界佳话。”陈华1月6日复曰“感谢你的祝福诗,但我父亲因脑梗住院,右半身不能动了,刚半月,暂无法完成你的邀请,待出院后即写。”我表示一定要抽时间去医院探望。
  1月9日,我从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通知中得知,下周一(11日)早上8点34分,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晚晴》节目中播出“抗战中的伉俪文化老兵”,这个专题片记述了《晋察冀日报》老战士陈春森、陈英夫妻的感人故事。然而,我还未及去医院探视陈老便得知一则讣告: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会长陈春森于本月20日下午4点45分在北京世纪坛医院因脑梗病逝,享年100岁。兹定于元月24日(周日)上午10点,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竹厅举行陈春森告别仪式。
  1月22日晚,我写《痛悼吾师陈春森》一诗“抗战老兵老报人,戎马文章渡半生,刀笔如枪干革命,再生感恩白求恩。致力研报晋察冀,光荣传统传后人。身经百战活百岁,墨迹音容青史铭。”
  1月24日上午,我出席了“陈春森告别仪式”,看到各界人士花圈挽联上字字句句的情真意切(包括聂力、丁衡高、杜导正、李东东等敬献花圈;中国铁路总公司(原铁道部)党组、中国新闻史学会、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五台山晋察冀军区纪念馆、张家口晋察冀边区文化研究院、《人民日报》“三馆”筹备处、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等单位敬献花圈),看到告别室里播放陈春森百年人生照片剪影的音容笑貌,看到《百岁书法——陈春森书法作品选》,我对德高望重的抗战老战士陈春森老人更为敬重,特向陈英、陈华等陈春森亲属表达我的哀悼之情。在告别仪式现场,我还向在场的邓拓子女邓小岚、邓壮等,以及原铁道部、今铁路总公司老干办同志表达我们共同的哀思。
  互联网上有大量有关陈春森的信息
  我网查得到的“陈春森”信息很多:消息灵通的澎湃新闻网(上海)报道标题是《99岁原晋察冀日报记者陈春森逝世,在敌后“游击办报”十年”。
  陈春森,笔名黎阳,1916年12月生,河北曲阳人。1935年在北平高中读书时,陈春森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1937年9月,陈春森在晋察冀根据地参加抗战工作,在曲阳县抗日救国动员会任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副主任。
  1938年春,陈春森参加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工作和边区党委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创刊时期的编辑工作。1938年4月,在五台山大甘河村龙王庙内,晋察冀日报社长邓拓召开报社第一次编辑工作会议,此次会议的参加人有邓拓、侯薪、陈春森、阎恒午、刘景汉。会议决定了三条方针:一、立志要打着游击办报;二、多发社论、评论,加强党报的舆论引导;三、缩短刊期,由三日刊及早改隔日刊或日报,尽力满足根据地党政军及群众的需要。
  1939年6月,陈春森在报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极度艰险环境中坚持“游击办报”十年,先后曾任编辑、编辑科长、编辑部副部长、报社编委。
  抗日战争八年间,陈春森一直在《晋察冀日报》编辑部工作,参加了“游击办报”的全过程。在社长兼总编辑邓拓领导下,组成一支精干的青年编辑队伍,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翻太行,越长城,转战北岳山区,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险,冒着生命危险与日寇周旋。坚持每日编辑出版铅印日报,全力奋战。既要编辑新闻稿件,还要在每期报上,撰写简明通俗的“时事述评”,供边区群众了解时事。
  与此同时,陈春森还主持编辑《老百姓》副刊和一种专对敌占区同胞发行的《实话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春森调到天津铁路局任政治部宣传部长,开创铁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宣传网,开展列车宣传,并创办《铁路工人报》。1952年12月起,在铁道部政治部工作的30年间,陈春森任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管思想政治工作,关注铁路系统的新闻报刊、高等教育和铁路文化事业的发展。
  “文革”期间,陈春森坚持把一度停刊的《人民铁道报》复刊,发挥了铁路系统专业报纸的特殊作用;并坚持保留了铁路文工团和北京铁道学院。另外,陈春森还担任过唐山铁道学院和北方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兼交大分校校长、党组书记,为非洲坦赞铁路培训留学生。
  离休前后,陈春森较多关注党的新闻事业和文化工作。在铁道部党组支持下,首创中国铁路文联,被选为中国铁路文联主席,推动了铁路系统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
  人民网、人民电视报道“陈春森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游击办报’十年”、“99岁抗日老战士陈春森抗癌长达27年 先后患三种癌症”等文章。新闻前辈陈春森(原《晋察冀日报》日报记者、编辑 现任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会长)为中国传媒大会2009年会题词。《金色年代》2012 年第12期刊登“度患癌的老报人陈春森:鲐背之年,笔耕不辍”。
  还有一篇“99岁老兵:癌症是我的养生老师”,作者是贾晓宏、文洁,时间标注是2015年5月14日——
  抗日老兵陈春森在朋友圈里是明星,今年99岁的他身板硬朗,头脑清晰。更传奇的是,从72岁开始,他先后患上3种癌症,却觉得自己是个正常人,更是个年轻人,“癌症让我长寿,我把它当镜子,当养生老师”。
  领悟1:不要害怕死亡。99岁的陈春森仍很忙,他每天要排出几小时来工作:写文章,查资料,核对出版物中关于抗日战争的相关史实……陈春森是1937年《晋察冀日报》创办时的编辑,左手拿枪右手拿笔坚持“游击办报”。这段经历,让他的心态显得比常人乐观。1988年,72岁的他在体检中被查出患上直肠癌。因癌变部位离肛门近,医生怕保不住肛门而忐忑,这时,陈春森反倒安慰起医生,“放心手术,失败就当给你们练手”。在他看来,人要不怕死,才能活得更好。12年后,84岁的陈春森又患上腮腺癌,鉴于年龄过大,手术易造成面瘫,医生便对陈春森的孩子说:“让他想吃啥吃啥,高兴做啥就做啥吧。”陈春森听出了话外音,他不愿放弃,坚持手术,“生命更重要,我还有许多事没做完!”90岁时,皮肤基底细胞癌又袭向陈春森。高龄让手术医生再度望而却步,陈春森又说:“生死是必然的规律,我不怕死。”
  领悟2:像常人一样生活。患上3种癌,这在旁人看来,是多么不幸。陈春森却提醒自己:像常人一样生活。在他看来,很多病友整天躺着,吃饭也要人喂,“他们不是不能自理,而是不愿意自理”。陈春森不一样,他坚持自己到门外取牛奶,自己清洗小件衣物,下楼拿报纸,“家中的花都不让买现成的,要自己种”。陈春森认为,就是这些小事情,让他慢慢恢复了体力,保持着生活自理的能力。陈春森还会享受生活,94岁时还去上海参观世博会,去庐山旅游。他继续保持社交生活,和老战友聚会一起写书,加入抗癌协会,给病友讲养生。
  领悟3:和身体做朋友。生病后,在老伴的照顾下,陈春森开始有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午饭后来个长长的午睡,“和身体做朋友,你厚待它,它就优待你”。如今,他粗茶淡饭,每餐五谷杂粮加新鲜蔬菜,肉食选鸡鸭鱼肉,很少吃红肉。早晨他会喝上一袋鲜牛奶,晚上喝一小杯葡萄酒。在锻炼上,他选择站着写书法和练气功,“一个养心,一个动身,内外兼修”。
  摘要刊登组织上发布的“陈春森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新闻宣传战线上的杰出代表,我国铁路思想政治工作的优秀领导干部,原铁道部政治部副主任,中国铁路总公司离退休干部局离休老干部陈春森同志,1916年12月23日生,河北曲阳人。1937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他在河北正定中学上初中时正值日寇侵占中国东北不久,他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怀着追求真理和抗日救国的远大志向,在学校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1933年,他与16位志同道合的爱国学生在正定中学组织了抗日爱国的学生组织《喊社》,在学校的校刊上奋笔疾书《我国边疆的危急》、《评中国青年的弱点》等多篇呼吁大众起来团结御辱、保卫国家的文章。1935年12月,他在北平读高中时,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学生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他于当年9月参加了河北省曲阳县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任曲阳县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青年救国会副主任。他亲手创办了曲阳县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的宣传刊物《前进报》(后改名为《先锋报》),积极动员当地群众奋起武装抗日,保家卫国。他到各村开展抗日宣传鼓动工作,把青年救国会的男女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哈飞乐团”,他担任团长,走村串户表演节目,宣传抗日。他和他的同志们在曲阳县动员了1000多名青年参加了八路军,组成了有名的晋察冀军区“晋察冀义勇军曲阳团”,慷慨悲歌奔赴抗日战场。1938年4月,他被调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任干事,从事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不久又调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主办的《抗敌报》任编辑、记者。1940年《抗敌报》更名为《晋察冀日报》,成为晋察冀中央局的机关报。他在战争年代极度艰险和困苦的环境中, “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坚持“八匹骡子办报”,在滚龙沟“七进七出铧子尖”与日寇周旋。他参加“游击办报”整十年,曾任《晋察冀日报》报社编辑、编辑科长、编辑部副部长、报社编委。他是报社初创时期少数几个工作人员之一,也是完整参加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游击办报”全过程的少数工作人员之一。在社长舒同、邓拓的领导下,这支精干的青年编辑队伍翻太行,越长城,转战北岳山区,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险困苦,冒着随时牺牲生命的危险一边与日寇战斗,一边坚持出报。他不怕苦,不怕累,在工作条件极其简陋、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游击环境中他每天的工作量非常繁重。他还要在每期报上坚持撰写简明通俗的“国内外大事述评”,使边区党政军民能够及时了解抗日的军事、政治、文化等大政时事。他是晋察冀日报国内版的主编,又是面向广大农民群众的通俗易懂的“老百姓”副刊的主编。为了使敌占区的广大群众及时了解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真实情况,揭穿敌人对根据地的污蔑宣传,《晋察冀日报》还出版了面向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大中城市人民群众的《实话报》,他是这张报纸的主编。因在敌后根据地办报,排版及印刷物资匮乏,没有大号标题铅字,他经常与社长邓拓一起用毛笔字代用铅字,既满足了报纸大字标题的需要,也给报纸版面增添了活力。他在反映根据地军民反抗日寇围攻、“扫荡”情况的野战报多期版面上,常用毛笔写成大字的宣传鼓动口号并套红印在报纸显著位置上,加强了抗日宣传的效果。1948年,他直接参与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口号”在《晋察冀日报》上首次刊载的工作。他和他的战友们凭着必胜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把《晋察冀日报》办成了对敌斗争坚强的思想宣传阵地,被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称为“民族的号筒”,被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同志比做“边区人民向新中国前进的灯塔”。
  根据中共中央的总体部署,《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于1948年6月14日同时停刊合并,于6月15日创刊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他任新创办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编辑部副部长。
  他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经受住了无数次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不怕牺牲、不畏艰险、攻坚克难、努力工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
  长期艰苦的游击办报使他的身体受到极大伤害。1949年4月,经领导批准,他从《人民日报》社调到铁路参加接管和建设人民铁路的新工作。从此,他一直战斗在人民铁路战线上,长期负责铁路的宣传和政治思想工作。历任天津铁路局政治部宣传部长,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第一副部长、部长,唐山铁道学院党委副书记,北方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兼北方交大分校校长、党组书记,铁道部政治部副主任。他还长期担任中国铁路文联主席。
  1949年5月,他调任天津铁路局政治部宣传部长时积极推动创办《铁路工人报》。他针对解放初期一些群众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不理解等问题,要求列车上的乘务人员用多种形式向南来北往的旅客进行宣传,搞得轰轰烈烈,收到良好的效果,还培养了一批宣传员、报告员的骨干队伍。为此,多次受到天津铁路局党委的肯定,受到天津市委宣传部、华北局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的表扬。华北局宣传部转发了这个经验,中宣部要求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消息、写社论。
  1952年12月,他调任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第一副部长。他积极组织和努力开展全国铁路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力促进铁路系统的宣传工作。他两次带领工作组深入丰台机务段,经过大量调研,总结了“毛泽东号”机车组的先进经验,该经验见报以后,在路内外均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全国铁路系统掀起学习“毛泽东号”机车组先进经验的热潮,使“毛泽东号”这面永不褪色的红旗更加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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