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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民运队长
   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政治部秘书科科长
   中共冈西县委书记姚振山
   中共榆(次)太(谷)联合县委书记胡
   新四军第6师18旅51团参谋长赵伯
   新四军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六合独立团
   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旅15团政治委员
   新四军第6师江南东路保安司令部警卫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信应总队总队长张
   冀东抗日联军第2梯队梯队长刘锡彤
   新四军第6师18旅54团团长朱长清
   中共讷河县委书记尹子魁
   八路军冀中军区第6军分区2团政治委
   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总部政务处主任
   国民革命军陆军预备第9师25团3营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游击军政治部副主任
   八路军鲁南军区第3军分区参谋长张炯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应城县抗日游击大
   丰(润)滦(县)迁(安)联合县抗日
   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3团队政治委员
   新四军宿西抗日总队总队长周龙凤
   中共鄂豫边区党委机关报《七七报》主
   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3师师长齐殿选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新编第6团政治处主
 

 

  今天是7月4日,1945年的今天,《新华日报》登载了敌伪毒化华北的报道。内称:现在全华北经营伪禁烟局开设的土膏店共1395家,售吸所共1308家。这是抗战期间,日本在中国大肆推行毒化政策的一个缩影。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一些日本人已在中国东北进行贩毒活动。1933年,日本关东厅公布了“鸦片专卖法”,并成立了“鸦片专卖公署”,使鸦片的种植、经营、吸食合法化。
  中日签订“塘沽协定”之后,天津成为日本在华北地区推行毒化政策的大本营。日军以天津、北平为重心,在华北地区大肆贩售鸦片等毒品。当时为了诱使更多的中国人吸食毒品,日本人还设立了“花烟馆”,使烟馆成为吸毒和嫖娼的混合场所。
  1937年11月日军进入山西,更加大肆在晋北、晋中、晋西南各地的占领区和铁路沿线种植鸦片。1939年,晋北各地区共种植罂粟一万余亩, 产鸦片170500余两。1940年, 大同、阳高、天镇、怀仁、山阴、朔县、浑源、左云、右玉、平鲁、广灵、灵邱等12县,共种罂粟十六万余亩, 产鸦片129655两。各地烟铺林立,大量销售鸦片及料面、金丹等毒品,人民吸用鸦片者众多, 甚至9岁以下的儿童也有出入烟店的。
  日军的毒化政策也使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深受其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居民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反毒化的生死较量。当时在各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内外结合的禁毒措施。外线禁毒,主要是由岗哨、税卡、公安局检查站等边防机构完成,对毒品贩运进行查禁。内线禁毒,由各区的地方税务局、公安局、工商局、各县政府及其他政府部门执行。
  为了肃清根据地内的毒品犯罪,粉碎日军的毒化阴谋,保卫边区人民的身心健康, 维护边区政府的声誉, 争取抗战的胜利,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制定和颁布了《晋冀鲁豫边区毒品治罪暂行条例》、《晋西北禁烟治罪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修正办法》等一系列禁烟禁毒法规,有效地遏制了根据地内的各种毒品犯罪活动, 有力地打击了日军对华北的毒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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